“不行！”“不会接受！”“我们不接这种捐赠！”……

　　对安岳男子李远军来说，他作出的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正面临尴尬———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他，准备无偿捐出一只眼角膜，让他人重见光明。不料，成都的诸多医院，作出了如上答复。

　　眼角膜本来异常难求，医院为何拒绝接招？原来，这并不是一份普通的捐赠———跟常见的身后捐献不一样，39岁的李远军，正打算在有生之年捐出一只健康的眼角膜。他已经瘫痪在床11年。

　　“一个人的复明，是以另一个人失明为代价，这对伦理是一种挑战。”第一家被李远军的决定难倒的康桥医院这样认为，且于法无据。

　　无论对医生还是社会而言，李远军的举动，显然是出了一道大大的“难题”。

　　心愿等了几年

　　11年前因车祸瘫痪的安岳男子李远军，从10年前开始，愿望就是无偿捐出一只眼角膜，让他人重见光明。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他，写信给深圳有关专家表达了自己捐赠的强烈愿望，随后，信件被转往成都。在与记者的对话中，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中年人，言必提“意义”二字。

　　家人坚决不同意，认为如果活着的时候再捐眼角膜，是“残上加残”；有医生认为，这对社会伦理是一种挑战，恐怕没有医院敢接受，而2007年颁布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，“角膜”被划为“人体组织移植”，并不适用此条例；有律师认为，医生活体取眼角膜，在刑法上形成了故意伤害。

　　现实 困难重重

　　一封令人震惊的来信

　　下肢瘫痪的他想捐眼角膜

　　那是一封皱巴巴的信。两页纸，用钢笔写就。薄若蝉翼。一撇一捺，却力透纸背。

　　9月10日，成都康桥眼科医院，屈医生摊开一封信。邮戳显示，它的出发地是安岳。“信是姚晓明教授转来的，非常急迫。”屈医生回忆，今年6月，深圳眼科医院的姚晓明教授，收到一封寄自四川安岳的信。一个瘫痪多年的男子恳请，在生前捐出一只健康的眼角膜！姚是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曾给许多患者带去过光明。对这份另类的请求，姚感动而又震惊。

　　辗转一番，信交到成都康桥眼科医院。

　　信末附着他的名字：李远军。短短数百字里，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心愿———双下肢瘫痪，臀部以下肌肉完全萎缩，“如果能找到需要眼角膜的朋友，我可以立刻赶去深圳。”字里行间充满了急迫感。他还留下一句：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，就是实现心愿。

　　在医院内部，这封信迅速引发震惊和热议。

　　对医生而言，活体捐献健康的眼角膜，在业界闻所未闻，何况对方是一个残疾人！

　　一个残疾人的心愿

　　捐眼角膜 为了寻找“意义”

　　“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好心人！”9月11日，屈医生和几名同事动身前往安岳山村李远军的家。听说有医生来，李远军赶紧支起手肘，想坐起来。他肤色红润，两眼明亮有神。交谈时，声若洪钟。但掀开被子，两条腿皮包骨头，触目惊心。

　　李远军的世界只有一张床，靠近上身的床沿磨得发亮。枕边牵了一根水管。洗脸、刷牙、洗衣就在这方寸之地。电视机搁在床脚，一根2米多长的竹棍是“遥控板”。他说：“我是个废人，只剩下一只眼睛也能过日子！一个人首先要做点啥子，才有意义！”

　　1998年起，他陆续给各地医院去信，希望无偿捐赠器官。几年下来，五六十封信都石沉大海。2005年，得知一个叫罗玮的广元姑娘成功给一个陌生人捐肝后，他给川大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写信。这份来自残疾人的心愿令中心领导深受感动，他们派了一名副教授赶去探望。但也明确提到：心意领了，器官不会取。

　　“爬也要爬去成都！”2005年6月，李远军让哥哥把自己绑上摩托车，送到镇上。冷硬的木条顶着他皮包骨头的臀部和脚，痛苦不堪。他无法控制小便，伤心得要死。到了成都，成都市红十字会听说了他的故事，感慨不已。他们给李远军带来一份《遗体捐献申请书》。李远军一笔一画签下名字。

　　 2006年4月，“爱心大使”丛飞去世。从他身上摘取的眼角膜让4人恢复光明。为他主刀的是姚晓明。这则新闻让李远军念念不忘。他认为，政府为他做了很多事情，“我一定要回报！”他给姚教授写了几封信，想捐角膜。“听说一只成人的眼角膜可以帮助两个儿童复明。”李远军设想，孩子们如果能看得到这个世界， “就等于是我看到了！””

　　他开始试着单眼生活———用手蒙上一只眼睛，看电视。那天，屈医生带去了一份《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》。在无偿捐献遗体选项中，李远军把包括眼角膜、心脏等在内的10个选项一一打钩。但家属签字栏全部空白。

　　“既然没有活体捐献眼角膜的，那我就打破陈规，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”医生们离开后，李远军冥思一夜，给屈医生发了一条短信。

　　一段并不轻松的人生

　　11年前，是车祸改变他的世界

　　李远军的人生，是在28岁改变的。

　　他原是个粗犷的汉子，力壮如牛。12岁起参加集体劳动，能挑100多斤的肥料。16岁后去广州担矿石，150斤一挑。后来回村里，开拖拉机跑货运。1997年7月的一天，拖拉机翻车。他的一段胸椎粉碎性骨折。

　　生活呈现出艰难的一面。70多岁的老母反来照顾他。对母亲，李远军满腹愧疚。

　　更大的折磨来自于“孤独”。他几乎没有朋友，村里的年轻人又多在外打工，偶尔有老人从门前过，会进屋陪他一阵。除了翻书、看电视，别无其他。“那种感受，无法用语言表达。”从他的床头望出去，只能看见蓝天。他望着外面，“我做梦都想出去！”

　　现实是，一天到晚，只能和大小便打交道：早上起来，弄完大小便后又睡觉。吃了饭刷牙，弄完大小便又睡……“这种生活，过得一点道理都没有！”

　　他的愿望障碍重重

　　家人反对+法律空白 医院无法接受

　　李远军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一厢情愿。他的决定遭到了来自伦常和法理的拒绝。

　　70多岁的老母亲对儿子捐赠的态度很坚决：“家里所有人都不会同意！”李远军的几兄妹也无一赞成。对于父亲的决定，儿子尚不懂事，女儿则坚决反对。

　　“如果是身后捐献，我不反对。”妻子蒋达芬在成都打工。昨日，在电话里重提这事，她只有3个字：不同意。11年来，李远军数次提出离婚，都被她拒绝。活着的时候捐眼角膜，她认为这是“残上加残”。

　　康桥医院的屈医生认为，一个人的复明，是以另一个人失明为代价，这对社会伦理是一种挑战。屈医生翻遍现行法律，也没有找到可以支撑的条款。2007年颁布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，“角膜”被划为“人体组织移植”，并不适用此条例。

　　对于李远军的想法，省医院眼科眼底疾病专业组组长张悦认为，患者捐献后，生活将会大受影响，任何医院和个人都不能接受。

　　川大华西医院眼科副主任邓应平教授认为，根据器官移植的条例，捐献必须是在死后才能进行，“这种情况，恐怕没有医院敢接受。”

　　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江敏：现在眼角膜移植并不适用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，如果面临没有法律明令禁止，也没有法律支持活体移植，那么医生或是医院将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。一旦捐赠人提起诉讼，在刑事上，医生可能涉嫌故意伤害，民事上可能会进行经济赔偿。

　　四川迪泰律师事务所主任曹军：医生活体取眼角膜，在刑法上形成了故意伤害，不能因为当事人自愿而不承担法律责任。医生是不愿承担这个法律风险的。

　　他的抉择何去何从

　　对话：心愿没实现，人生就算白来一趟

　　李远军，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中年人，言必提“意义”。他固执地认为，这是他自己的事情。没人有权利干涉或影响。

　　记者：知道像你这样活体捐献眼角膜目前无法可依吗？

　　李远军：条例都是死的。……是我自己愿意，不是强取，而且我会去公证……我现在的精神主要是这个心愿支持着。

　　记者：家里反对咋办？

　　李远军：不关他们的事。再说捐眼角膜又不会死。如果捐其他器官，我死了，新闻媒体质问时没办法。但捐眼角膜我至少可以对质。

　　记者：想过会有人质疑你在炒作吗？

　　李远军：我女儿长大了，我有低保……我每个月有五六十元的生活费，我很快乐。

　　记者：如果你的心愿无法实现呢？

　　李远军：我的人生就算白来一趟。还是把这个家庭弄起走，把核桃栽起来。一年两年实现不了，慢慢来。

　　成都商报记者 辜波 刘婷 实习记者 黄克